近年来，一批优秀主流电影作品陆续登上银幕。这些主要以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涌现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为题材的主流电影，大多通过深层交互的运作实践和创作主体的成功介入，推动类型元素的整合与工业水准的提升，促进共情效应的展开与美学风格的形成。在这方面，《我是周浩然》值得关注。该片从创作宗旨、文本特征到受众期待等领域，鲜明地呈现出主流电影在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以及银幕上下、影院内外与创作者和接受者之间共鸣共情、交流互动的应答机制。

通过精良的创意和认真的制作、扎实的剧本和新颖的结构，《我是周浩然》设定了抗战时期与当下时空中的两个“周浩然”角色，在自始至终的代际对话和应答机制中，既讲述了一个抗日烈士周浩然为探求真理和正义，毅然决然弃文从武走上抗战一线并壮烈牺牲的故事，又讲述了一个中途转学、因同名同姓而被英雄吸引并逐渐走上身心追寻之路的中学生周浩然的故事。两个人物在两个时空中彼此分离，又相互观照、内在呼应以至声息相通，通过时空跨越的叙事结构和不断交叉的平行剪辑，达成信仰的同构与精神的共振。通过这种精彩的应答机制的建立，《我是周浩然》体现出主流电影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准，既蕴含着革命的激情、生命的哲理和沛然的诗性，又感人至极，发人深省。

《我是周浩然》的应答机制，跟剧作似实而虚、似虚而实的人物设定、中介选择及其情感联结密不可分，也足见编剧令人赞佩的结构功底和创新实力。以真实人物之名，虚构并对应现实生活中的一位“问题”少年，这一颇具比照功能的人物设定，在科幻、神话等类型中屡见不鲜，但在主旋律电影中出现，如果把握不准，有可能削足适履，效果往往适得其反。这里足见编导者的巧思。影片以“周浩然”这一“名”“实”关系及其分合与辨析为出发点，结合作为两者之间中介的日记、研究文集、话剧等，让观众不断跟随现实生活中的周浩然一起，重访当年英雄周浩然曾创办的国术练习所所在地，及其领导的即墨县抗日义勇军活动空间，回溯革命烈士周浩然在三官庙等地的抗战足迹，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重现烽火岁月里抗日烈士智勇双全、视死如归的高尚品质。

因此，现实世界中的周浩然一步步走向烈士牺牲之地的过程，与其说是为了寻找跟战争年代里的周浩然展开对话的驱动力，不如说是为了完成两个周浩然在同一空间、不同时间的相遇，最终令人信服地向历史、向现实、向两位主人公，也向所有的电影观众，阐释片名“我是周浩然”所指涉的深刻内涵。两个周浩然的相遇，既为从普通个体与革命英雄的层面提示观众捍卫自己名字所拥有的尊严感，也为从更高的精神层面将“名”“实”之争跟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及其未来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周浩然以生命为代价所留存的悲壮的历史语境里，既有残酷战斗的鲜血喷溅，也有生离死别的儿女情长，既有同仇敌忾的雄壮歌声，也有牺牲时刻的豪情万丈。特别是在烈士殉难处，两个周浩然相向奔跑、隔空对望，身体动作的一致性象征着精神旨归的趋同。烈士牺牲之后，伴随着小女封儿的稚嫩歌声，鲜红的党旗在蔚蓝的天空和绿色的田野之间飘扬。这是生命的歌唱，无疑也蕴含着传承的渴求与未来的希望。这种以动作性和传奇性见长的英雄刻画方式，在山野的腾跃呼喊和星夜的仰望抒怀中，同样呈现出高度的电影诗性。而在影片结束之前，在虚拟时空中，现实世界周浩然跟随伫立于天地山海的英雄，穿越日月星辰与民族历史的精神之旅，为全片奠定了一种难得的宏阔视野和高尚之境。

《我是周浩然》很难在一般院线获得较大反响，但笔者相信，随着应答机制在更加深广的领域得到认真探索，“周浩然”将成为民族英雄及其崇高精神的代名词。（作者：李道新，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光明日报》（2022年01月26日 15版）